汤敏先生“谨防富人搭穷人的便车”的提醒，使我想到了很早以前就接触过的一个概念：富人之所以富，是因为赚走了穷人的钱。
赚穷人的钱，并不等于搭穷人的便车。如果说有搭便车的现象，那便车一定是政府的便车。正如汤敏先生所说，穷人没有车。穷人坐的车，都是政府开的，只是富人钻了空子，抢上了座位！
粮油涨价对农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，但对于城市穷人来说却是个坏消息。种粮的人基本上属于穷人，他们很希望粮食价格涨起来。但是消费粮食最多的人，其实都是穷人。所以，从市场的角度来看，农村的穷人要靠粮食赚钱，还得靠城市里的穷人。要解决这个矛盾，市场是无能为力的，只能依靠政府。在农村，政府免除了农民的各种税费，还发放了适当的补贴；在城市，则普遍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。稳定粮价是以穷人的名义，享受成果的也是穷人，所以这可能是最好的关于穷人的政策。
但是，关于穷人的政策，更多的是以间接的形式体现的。政府福利要到达穷人那里，必须要经过一个中转站。正是在这个中转站，富人们乘机上了车。
以汽油涨价为例。其实，人们反对提高油价，也很少是以穷人的名义，只是无法忍受石油企业垄断经营的高利润。但每次汽油涨价时，政府都会想到穷人。在城市交通服务方面，总会提到两类车，一类是出租车，一类是公交车。所以，在批准提高汽油价格的同时，也会给的哥的姐们发一份补助，好叫他们不要提高服务价格。但乘坐出租车的人，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穷人，这意味着，这部分福利直接被“转”到了“富人”手里。
真正的穷人，都在公交车上。为了稳定公交服务价格，政府也会以穷人的名义，给公交公司一份补贴。公交公司是垄断企业，而且不断以成本太高、亏损太大为借口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涨价，可以想象，这份补贴到了他们手里，能完完全全地体现在穷人身上吗？想借助商人或者垄断企业的力量，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，或者说解决穷人问题，那只能是一厢情愿。
很显然，在出租车方面，政府看错了穷人；在公交车方面，政府看错了企业。
在穷人与富人的政策上，更严重的问题，其实不是富人搭穷人的便车，而是政策对穷人的忽视。
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，前几年，很多乡村都在集资修路拉电，从而使农民和乡村机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许多人都把问题的症结一概归于“政绩”，但却忽略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的现状。这种情况显然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。政府还在大量贷款修建高速公路，有些甚至是毁了刚刚修好的一级公路修高速。但乡村道路建设，仍然在依靠民间的力量，筹集三五万元，铺一段砂砾路，不知要克服多少困难。
同样，在城市，集中了更多的公办医院，而且竞相攀比，结果是越办越大，越办越豪奢；而在农村，人们看病的地方，一个个都是私人诊所，一个个也都奄奄一息。乡村是穷人聚集区，而恰恰是在乡村，穷人们不得不给自己提供基础设施，不得不自己提供公共服务。
近几年，经济适用房差不多都成了流行语。从政府的角度看，经济适用房是为解决穷人住房问题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。但是，能买得起经济适用房的人，其实已经算不上真正的穷人了。穷人急需的并不是有产权的房子，而是有房住就行。所以，真正适合穷人的房子是廉租房，但廉租房建设进展缓慢。而经济适用房的所有优惠政策，都被房地产富豪和买房子的“富人”全部瓜分。
所以，在关注富人搭穷人便车的同时，更应该关注的是，什么时候，政府才能为穷人开通更多的“专车”，像粮食直补一样，把钱直接发到穷人手中。这更多的钱从哪里来呢，毫无疑问，应该运用税收杠杆，从最富的人那里调节。买拖拉机的农民可以不缴税，但买小汽车的人应该缴税；买普通住房的可以不缴税，但买豪宅的人应该缴更高的税。
穷人是弱者，整个群体很难形成强势声音。更多的情况下，他们的声音也要通过代言人才能得到反映。但代言人和中转站一样，有时并不能得到完整的传达。比如公交涨价，基本上都是公交公司以成本太高为由提出，由政府组织听证，但听证会上，代表中有时连一个坐公交车的都没有。而且，一些本来可以作为公共代言人的经济学家，也鬼使神差，经常站在富人的立场上，向政府建言献策。同样，他们也常常是以穷人的名义。
但是，事实很多人都知道：农村比城市有更多的穷人，但农村的电费更贵，水费更高。城乡结合部比市中心有更多的穷人，但城乡结合部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，却只有市中心的一小部分。于是，就形成这样一个悖论：因为你是穷人，所以在很多方面，需要付出得更多。
有报道说，农村人的幸福指数要比城里人高。这只能说明，乡里人比城里人知足。一般来说，知足的人，“声音”就少。政策的制定，往往会受到声音的影响。这是穷人曾经被忽视的原因，也是穷人现在应该得到重视的原因。
以何种方式消除富人搭穷人便车的现象，是富人对政府“智商”的挑战。对穷人的忽视，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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